美国诗人这种对於守旧的、并不是源於美国的规范发生兴趣，是埃兹拉庞德和T．S艾略持给他们的影响。他们两个都是信奉诗的现代主义的漂零学士，来自文化边缘四出探寻有价值的诗派的年轻人。欧洲的孤独感影响不到他们，他们变成了神圣文学帝国里的臣民。庞德比艾略特早几年登陆欧洲文坛。两人由於风韵和年龄上是什么原因，学徒生涯的历程有所不同。庞德参加的文学运动──意象主义，旋涡主义──含有偶像破坏的原因，一生不曾完全摆脱。他刚开始摄取营养的来源──布朗甯、叶芝的早期作品、和维庸等等──在时序上比艾略特稍早。艾略特由於所受的教育之故，一方面对古典文学濡染非常深，一方面又是一个十足的现代人。的确，他们在首次世界大战初期结识时，艾略特的学业还没完成，他需要教于庞德者正多；他把《荒原》献给庞德并非泛泛的客套∶他从庞德刚开始的探索里得益至深。《荒原》在写作过程中就曾给庞德仔细看过。
临到战争结束，一如庞德後来所述，两人觉得
自由诗冲淡了的形式如艾米体，李马斯特斯体和普通的散漫体，都走得有的过头了。大家需要起来反对这种倾向┅┅结果产生了艾略特先生第二个诗集中的诗和《休塞尔温莫博利》。後来又有了分歧。
或者像艾略特在《论自由诗》里所说的，
只有在人为限制之下出现的自由，才是真的的自由。
庞德提到的艾略特的诗作和他一个人的《休．塞尔温莫博利》是在一九二○年发表的。这类诗篇和《荒原》具备无比的重要程度。他们的诗和埃德加李马斯特斯的与普通的散漫体迥然不同，诗的情调有些是轻松的讽刺，有些极其严肃。他们对於战争的惨痛，在领会上远比同年代的当地人深刻，对於当地人，一如大家已经提过的，战争几乎仿佛是一种侮辱而不是一场悲剧。庞德和艾略特在他们那些转弯抹角的、经过奇妙压缩的诗句里，把欧洲过去完全不一样的低音，拿来和二十年代喧嚣一片、支离破碎的伴音对比。他们有时引用其他人的，或外国的诗，来做这件工作。结果大家批评他们滥用典故，故作晦涩。诗中关於欧洲文学广博的常识，不是一般读者所能企及的。然而那不是炫示学问。那毋宁是说庞德和艾略特的现代诗对於过去特具敏锐，这就构成了艾略特在一九一七年所谓过去与目前同时并列之说。因之，艾略特──庞德大致一样──之借用别人的、另一年代的、别种语言的诗句，自然是无可非议的了。
但，诚如庞德所说，他们之间也有分歧。艾略特在一九二○年出版了一部名叫《圣林》的散文集，那篇有名的《传统与个人才能》就刊在这本集子里。同年，庞德也出版了一册散文，名曰《挑唆》。书名的不同已经足以显示他们各自的性格特点了。对庞德而言，没什麽是神圣的。他在早年要他的书
向庄重的而沈闷的人致敬
用不屑的手势向他们致敬。
虽然他和艾略特随时都筹备去探索过去，为的是寻求有用的文学素材和行为的法则，不过庞德的寻求总有一点嘲弄意味和动气使性的成分。大家可以说他反对宗教而喜欢大寺，或者是一个追求偶像论的偶像破坏者。在艾略特的历史规划中，永恒和须臾是放在一块的；欧洲的思想每代都在变，但在变的过程中什麽也不抛弃。在庞德的设想中，某些年代特别引人入胜，他便让这类年代在他的诗里──重现。他和布朗宁有一个一同点，都爱用独白──总是有一个人，不是他本人就是一个角色，在说话──他一直立足於一个逝去的年代作亲切语，就像那是今天一样。他有一首好诗叫《荒地》，结尾说，
我在这类路上走道，
我以为它们是活著的。
他对於过去的怎么看不像艾略特那样有连续性。譬如说，诗人中他只推崇那些革新的诗人，而不推祟代表某一传统成熟期的诗人。他和艾略特对於但丁都推崇备至。艾略特佩服的是但丁的基督世界里精神上的统一，而庞德喜欢的仿佛是但丁世界中的那种新鲜气息。他说，《神曲》是为了要大家去思想，但丁仿佛要用教唆作副标题似的。大家可以从名字上看得出来，庞德的《诗章》肇源於《神曲》，完成之後，也和《神曲》一样，有诗一百章之多。《神曲》中的人物如阿诺但尼尔、布鲁内托拉蒂尼、伯特兰德邦、尤利西斯，也一一重现。可是绝不可以觉得那是他们在精神上的平行进步。庞德的赎罪主如果经济上的。那就是说，要从重利盘剥的罪恶中解脱出来，用重利盘剥这个中古的罪恶来衡量和讲解人类大多数的历史。愤怒在这里代替了谦逊；艾略特说得好，庞德的地狱是为其他人而设的。基督教的传统事实上对於庞德并无重大意义，他依赖的是早期美国领油如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的智慧。表目前庞德诗中和散文里的学识仿佛是无数零碎的片段，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庞德选集或是人类经验的总和。漫不经心的读者，不知庞德表面的轻率事实上掩盖著极度的严肃，或者不知那些看上去零星而随意的陈述，事实上都是长期研究和思索的结果，用最精练的文字写成的意象，或许会忽视这种总合的意义。可是比较细心的读者，会得到如此的结论∶庞德即使有道理有价值，即使诗才无敌，写出这样丰富的诗章，可是毕竟缺少连贯性。问题不在庞德创造的是诗人的意境。其他诗人如W．B．叶芝也做过同样的事情；而且大家并不需要他们给大家开列一张书单，就像他们的作品要拿去拍卖似的。大家这个年代的创作，好像都需要拥有某种个人的特质；无论怎么样，他们的公开的意境都缺少强度。大家也不可以说庞德轻浮，由于他的信念都是通过半世纪不懈的努力进步起来的。对於别的作家，庞德又有无比的重要程度。毫无问题，他确实是一位大诗人。一个作家可以私秘到如何一个程度，没定规，可是庞德的私秘有一部分是含有敌意，乖僻无常的。有时他的私产可以任人参观，有时误入他家园地、他就要告你的状。
相形之下，T．S艾略特的诗和批评文字，尽管具备革命的冲力，却永远带有一种炉火纯青的味道。他在哈佛大学、巴黎大学、德国和牛津大学读过书。诗学方面，他仔细研究过法国象徵派诗人，尤其是朱尔斯拉法尔戈，和英国玄学派诗人。他从但丁、布莱克、本．琼生、波德莱尔身上学到不少东西。他的智商高超，诗风细腻。因此但凡他写的东西，从早期的诗作如《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开始，无不立即列为现代作品之林，而问世不久就奉为经典著作了。有二十多年光景，艾略特几乎被公觉得最伟大的英语诗人。因此，他对於传统的看重，对於和他同代的人具备很大的影响力量。甚至在他早期稍含讽刺的作品里，批评口吻也非常克制，丝毫没歇斯底里和宣言的成分在内。他虽然当时还是年轻人，却借《小老头》诗中的老人和《荒原》中的蒂莱西亚斯，以老人的身分说话。到了一九二七年，他在散文集《为了兰斯洛特安德鲁斯》的序言里，说自己是文学上的古典主义者，政治上的保皇党，宗教上的盎格鲁─ 天主教徒。在一两年以後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埃德蒙威尔逊提出异议，觉得艾略特为自己创造的贵族神话，并不比其他人的作法，更为可信。
但，一如艾略特在後来的作品中所说的，他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是，他的作法，轮廓很分明，凡信奉基督教的人都感觉很合理。那些不信这个教的人，或者总感觉他严肃得叫人难受的人，也不能不佩服他诗才的与时俱进。他的诗苦涩，但并不枯燥，毋宁像某些香摈酒具备的那种味道。虽然由於他好像抛弃了生的环境，不免激怒了像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如此的美国人，可是近年以来他已经做了一些补偿。譬如说，他曾以恢宏的见解讨论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承认他也生於圣路易，在下游离马克吐温家乡汉尼巴尔不远的地方，也颇眷恋密西西比那条河。同时，他一生都相信诗剧大有前途，说他是一个瞧不起人的冒牌贵族也与事实不符。他在诗剧上所做的实验，从一九二六至二七年在《批评标准》上发表的《斗士斯威尼》开始，又经《磐石》，《大教堂凶杀案》，《全家重聚》，和《鸡尾酒会》等作品不断进步，目的想达成如此一个理想∶在观众与艺术家之间打造合作关系，这对各种艺术都极要紧，尤为戏剧艺术所必需。这句话是他远在一九二三年讨论玛丽劳埃德的一篇文章里说的。他深知他还没达到这个理想，而一种吹毛求疵的教条主义却潜入了他的某些作品，使这类作品看上去过於神圣。其实在他努力的深处──像他在伟大的《四个四重奏》再度表明的──藏有一种本质上的谦虚。假如说他的著作有时貌似冷漠，或者有一点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他却从来没和人争吵过，也不曾动气使性。他批评其他人时一直力求公平，由于他对於创作的甘苦，具备深刻而同情的认知。
对於极有能力的美国批评家欧文巴比特和保罗埃尔默莫尔，大家就不可以说这麽多了。首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们已入中年，我们的倡导也都说得清了解楚的了。但二十年代的愚昧，逼著他们加大活动，一定了人文主义的价值，和少数几个信徒一块使用人文主义──有时还在前面冠以新字──作为战斗旗帜。人文主义者谈的是趣味、训练、标准、希腊文化的美、艺术需要具备的道德内容。他们把他们所赞美的文学说得头头是道，而攻击科学、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现代异端，这里所谓异端，一般说来就是和他们我们的信条相反的东西。巴比特曾在《卢梭与浪漫主义》和《民主与领导》两书中，出色地讨论了这个问题。根据他的说法，现代已把卢梭──巴比特的头号敌人──煽动起的反权威运动带到了混乱的边缘。浪漫主义强调个人，因而对所有绝对事物和一定价值一概加以否定；自我表现成了正常的规范，唯一的规范。在文学里，第一在生活里，需要回到伦理观念，在这一方面，创造性的文学或许应该听从批评家的建议。
人文主义者的议论，尤其是他们关於现代社会弊病的剖析，里面有很多智慧。巴比特谈起饱受谴责的清教主义，说敬畏神明与谦卑等基督教美德的凋零，在个人和社会上留下了一个空虚地带。目前日渐消逝的是内在生活和它加在大家身上的特殊控制。大家渐渐求助於外来的控制，来代替内在生活。艾略特对於他们的一些困难表示同情。另外的批评家则嘲笑他们，他们也拿嘲笑来回答。譬如说H．L门肯，这个时候在论战里打了败仗。假如说门肯与其文友过於接近他们那个年代，那麽，人文主义者距离他们的年代又太远了。人文主义者不喜欢那个年代的假定，不喜欢那个年代的文学，还把他们的不满大声说了出来，宣布了很多清规戒律，就像牧师们由于大家不上教堂而订立很多严厉的律例一样。新人文主义者所假定的绝对事物，或者是巴比特所说的著名的内在控制，好像是空洞而冷漠的，而二十年代宁可同意现代主义带给他们的温暖的混乱。他们的诗文集《人文主义和美国》，立刻引起《人文主义评论》的反驳，一九三一年又有乔治桑塔亚那在《陷入绝境的文雅传统》里对他提出诘难。曾在哈佛大学和巴比特共事的桑塔亚那觉得，人文主义的柏拉图式和基督教标准足以证明，新英格兰文化已到了衰微的地步了。清教徒和超验主义的遗产已经产生了──正如桑塔亚那在他的小说《最後的清教徒》里所暗示，也正如艾略特所说的──超出了文明限度的高雅思想。
把新人文主义拿来和新英格兰相提并论而把它加以贬抑的不仅桑塔亚那一个人。一九三○年出版的另外一本论文集《我的立场》的序文如此说∶
人文主义者过於抽象。正确地说，人文主义不是一种抽象的规范，而是一种文化，是大家生活、行动、思想和感觉的整个方法。那是一种存在於肯定的社会传统里的想像丰富的平衡生活。具体地说，大家相信，这种真的的人文主义植根於旧日南方的农业生活，和推荐这种传统的其他地方的农业生活之中。那不是来源於古典文学的抽象道德上的控制┅┅大家不可以由于大家采取了一种趣味标准，就能恢复大家原来的人文主义，由于这个标准只可以用来批评当代艺术，而不可以用来批评艺术所依据的社会和经济生活。
这本书的撰稿人之一艾伦塔特在他的一篇文章里说∶
新英格兰是一个思想茫然而头脑灵活的商业社会，这种社会需要在两方面倚赖其他人∶在经济上倚赖农民阶级或农业社会，在精神上也同样需要有所倚赖。新英格兰在经济上依赖南方，在文化上依赖英国。
《我的立场》有一个副标题叫《南方与农业传统》。自称为十二个南方人的撰稿人里面有约翰克劳兰赛姆、罗伯特佩恩华伦、约翰古尔德弗莱彻和唐纳德戴维森。他们表明立场，赞成南方的生活方法，反对美国的或时尚的生活方法。他们一致觉得，说明这种不同的最好的词句是农业对工业。他们这类崇尚农业的人，把大营扎在田纳西州那什维尔市范德比尔特大学，以前让人叫做逃亡者，那是由于他们在一九二二与一九二五之间出版的期刊叫过这个名字。在某一点上，他们只在发泄南方对於北方的宿怨∶新英格兰被觉得是南方的主要敌人，差不多已经有一百年之久。南方一直觉得我们的静态的农业经济，优於北方神经错乱的城市物质主义，不过他们的抗议目前有了一个新的论点，这就是，北方也开始对机器年代的後果表示惋惜了。艾伦塔持觉得，他的好友哈特克莱恩的自杀与现代都市生活很难忍受的重压有关，持有这种见解的不止他一人。正如大家在前面所看到的，北方也随时筹备谴责新英格兰。艾略特的大部作品，或是纽约著名批评家刘易斯芒福德的大部作品，可以作为重农派的上好宣传材料。地域主义，根据重农派的公式，已经不再是偏狭的了，虽然地域主义所用的还是旧的地域观念的论点。倘若说新英格兰在文化上依靠英国，根据艾伦塔特及其夥伴的说法，南方则不这样。他坚决觉得南方一直在不声不响走我们的路子，不是由于它落後懒惰，而是由于它成熟了；南方可以不必理会欧洲，由于它正是欧洲；那就是说，南方是植根於我们的土地上的。其他重农派人物也谈这个题目∶约翰．克劳兰赛姆在他的文章里说，南方在这个国内上是块独特的地方，由于它打造和维护的文化依据的是欧洲文化的原则。唐纳德戴维森说，倡导任何'独立'国家都要有独立的艺术而无愧於国家的伟大，这种似是而非的学说，可不是南方首创的。或者如艾伦塔特一九三九年给《同路评论》一个论文集所写的，只有像他那样的地方作家，才能从全部欧美文学遗产中吸取营养；反观国家主义的作家，不是纯真无邪地只靠察看如桑德伯格，就是用我们的看法把神话注入美国，如克莱恩之所为。
参加这次讨论的沃利斯斯蒂文斯，在排斥虚伪的美国主义一点上，多少与塔特建议相同。这麽说来，南方作家通过偶尔看上去可疑的渠道，获得了一个十分成熟的非美国立场。他们对於新英格兰的评论，有失公平，由于新英格兰的欧化是有其真实的成分的。而且他们有把南方浪漫化了的倾向，如说南方的庄园主打造的是绅士政治，而不是贵族政治，又说，倘若南方像一些别的地方同意了工业主义，南方历代相传的价值就会遭到破坏。实在说，他们的南方就像WB叶芝的爱尔兰一样，有几分不大真实，虽然在文学上讲是一个宝贵的范围。南方的确有它的传统，南方作家尤其是南方的诗人，的确有足够的自信，敢把他们地域之美熔入整个文坛。
不谈个人而先谈重农主义，或许会引人误解，以为讲了运动就能把它的组成分子讲解了解似的。重农派是一个混杂的团体，他们虽然以后可能以南方为归宿，可是目前并不全都住在南方。大家在这里只讨论其中三位∶兰赛姆、塔特、和华伦。三人中塔特从未完全捐躯于重农主义，近期又皈依天主教，找到了另外的信仰。话虽这样，在考虑他们的作品时，记得他们的南方背景是有帮助的。而且他们自己也时时记得这个背景，这仿佛使他们的写作清沏明朗了不少。三人中以兰赛姆年龄最大，他在一九一九年以一部拙劣的诗集《关於神的诗》开始他的写作生涯，但没把其中任何一首收进後来出版的诗集。这类诗把南方写得不够确实，而且有一点过於雕琢，可是在後来两本诗集──他精心之作的大多数──《发冷与发热》和《在拘禁中的两个君子》里，兰赛姆都巧妙地维持了结构与质地之间的平衡。他在一九四一年曾说一首诗是一个含有地方质地的合乎逻辑的结构。就在出现这个概念的那篇文章里，大家可以看到南方的地域观念给他提供了一个饶有意义的比喻。他说一个批评家借实体论的见地可以看到细节是一个质地问题，整体是个结构问题，在一首诗里二者需要兼备，正如在一所备有家具的房屋里，油漆、裱纸、挂毡是质地一样。兰赛姆并非一个炫丽的诗人，可是挂毡那两个字正是他的特征，大家了解兰赛姆心目中的规范是前一代遗留下来的东西。他在诗中写的是古色古香的事物∶老人、旧建筑物、血统、面对秘不可解的死亡的儿童。他用的字汇很中规中矩，富丽之处总是在於──而且是有意的使它──饶有古风。在成效上，它表现了四平八稳的才智；这种成效在他的文静批评里也同样显著。他了解南方是一个崩溃中的地方，某些方面非常像罗伯特弗罗斯特笔下的新英格兰。他写南方，一面感觉好笑，一面又感觉悲哀∶
衰微从大家的土地上望了出来，它老了。
可是在这种疲乏和轻微的荒唐意味的後面，他看到了爱和忠，这对於他是尤为重要的。《古老的收割者》末尾写道∶
很好，大家说大家的淑女，她是老了。
可是你瞧，假如你仔细偷窥，她并未驼背，
不要去想她那些衰颓的仆从，
由于大家算不了什麽；假如大家谈到死
地球的肋骨也像气息那样衰弱
假如上帝也会疲倦。
艾伦塔特也是一个颇有才具的诗人，他也曾以审慎而机智的超然态度静观南方和世界。他给石墙杰克逊和杰弗逊戴维斯写过传记，对於遭到摧毁的南方和惨遭踩瞒的国家，不胜惋惜。他在一九二七年写给埃德蒙威尔逊的信札，一个住在罗马的西拉古斯人里写道∶
一度大家曾使全国感到惊奇，
我的朋友。你了解时光易逝。
城郭连番兴起
在活泼的美男子结扎稻草的地方。
不过，他的惋惜大多数是轻松而古雅的。祸患已成，不和谐的事情愈加多。他虽在优美的颂歌里召唤为南方死难的英灵，可是看到满目荒凉的秋景却无话可说∶
大家只能说树叶
翻飞，投落，消灭。
有时诗里有一点刻薄或失望的情绪。比如在《依尼阿斯在华盛顿》诗集)中∶
陷在湿漉漉的泥沼里
离开第九个埋葬了的城市一万二千里
我想到了特洛伊城和大家为什麽要建造它。
然而是他的古典的高雅风格挽救了他，假如大家可以用高雅这两个字来形容一个过去的重农主义者的话。塔特的文静批评论文集，从《反动文集》到《可怜的魔鬼》，都证明他和兰赛姆一样，是个很敏锐很细心的研究文学的人。他在《反动文集》里抱怨∶支配大家精神生活的那种批评，犹如那个法国的数学家读了拉辛写的一部悲剧以後间道'它证明了什麽?，它什麽都没证明。它根据它的特质创造了全方位的经验，它和平时的行动方法并无有用的关系。他和兰赛姆说他们在批评理论方面属於亚利斯多德派，不喜欢文学中他们称之为柏拉图的形式，由于这种形式不可以产生像塔特在约翰．多恩或艾米莉狄更生诗中所赞叹的那种融和，他们双眼里看到的是抽象的东西，心里想到的是具体的东西。如此一来，他们依傍的虽然是地域观念，他们的思想并未引导他们走向大众，反而步步留神地避开了他们。有人说过，他们的规范是美学和形而上学的规范，而不是社会学的、经济学的、历史的、心理学的或道德的规范。
同样的精神也可以在肯塔基的诗人、批评家兼小说家罗伯特佩思华伦的作品中看到，虽然就他而论，他可以用口语，可以全神贯注於是非善恶问题，因而使他与别的作家有所不同。他的小说《国王的人马》，影射休伊朗，讲的是一个南方政客政海浮沈的故事。它对於道德问题的处置比较复杂，善恶混在一块，很难不同。在他有名的《比利波茨曲》里，善恶问题也是如此处置的。这首诗在结构上非常像艾伯特加缪的剧本《被误解的人》。里也提到过它。把加缪的存在主义的涵义，拿来和华伦的南方游子回家後，只在他们杀害了他以後才唤起爸爸妈妈对他的爱的意念相比，倒是一件有趣的事。)
然而华伦写起文静批评来，可要明确得多了。甚至比他还要精确的是他的朋友兼同事克林斯．布鲁克斯写的文学批评。布鲁克斯也是南方人，虽不是诗人，却把大部生涯用於讲解诗歌。在《现代诗与传统》和《精致的骨灰瓮》两部书里，他讨论的主如果一首伟大诗篇成功的办法。他说一首诗的成功，用科尔里奇的话说，在於∶
平衡与调和了相反与不和谐的质素∶同中见异；笼统配合著具体∶观念配合著意象；个性配合著共性；新颖配合著古老与熟悉的事物；一种不平时的情绪状况配合著不平时的秩序┅┅
布鲁克斯说，这是一连串矛盾的语句，诗篇的最高境界，是用比喻把明显的矛盾联接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诗本身非常可以被当成是美国常识份子对於本国所作的一种比喻。他绝对孤立的处境，鼓励他特别看重艺术。布鲁克斯的《精致的骨灰瓮》，使大家想起了沃利斯斯蒂文斯的《瓮的轶事》，这首诗是如此开始的∶
我把一苹瓮放在田纳西州
它是圆的，我把它放在山上。
它使那片不整洁的荒野
围绕住那个小山。
布鲁克斯和奠定新批评的其他作家都觉得，艺术品是遗世而独立的。大家有时可以推论，这大概就是现代人所追求的绝对事物，那些超时间的本体。
假如大家把诗拿来强为己用，结果可能是，大家所做的研究是够透彻的了，可是不免过於狭隘。这便是别的批评家反对新批评的所在。或许精细的作家如伊沃温特斯、布莱克默、肯尼思伯克或斯坦雷埃德加海门所写的批评，比较容易流於过度形式化，对那些直接间接影响文学的非文学原因漠不关心。不过这类人的感性极高，剖析能力也强，只有到了碌碌庸才的手里，所谓新批评看着才会呆板枯燥。同时，新批评更不是美国仅有些成熟的批评；根据他们不一样的路线，像马西森、佩里米勒、埃德蒙威尔逊、莱昂内尔特里林等人都有过辉煌的贡献。实在说，有抱负的文学批评多如山积，使有的美国人感觉文学批评几乎要把文学创作压垮了。它的数目确有点惊人，不过还没损害到创作。在诗歌方面，老一辈诗人还在生产卓越的作品。理查德埃伯哈特和另外六七个诗人可以证明这话没错，而有的耀一时的年轻人诗人的声名却未能保存下来。不过诗人的持久力好像大过小说家；当代美国诗歌，大家将在最後一章提出讨论，确有很多不凡之处。
如此仓猝的叙述难免挂一漏万，有好多强调美国意义的批评作品都未提及，如范威克．布鲁克斯的卓越贡献。一如人文主义者和重农派，他一贯觉得传统是要紧的。不过在他早期作品里──《清教徒的酒》，《美国的成年》，《文学与领导》──他一面敦促美国人认真看待文学，另一面他又竭力说明美国文学十分贫乏。在《马克吐温的紧急考验》和《亨利詹姆斯的巡礼》里，他企图用心理剖析办法说明这类作家由於压制和逃避他们乡土的题材而迷失了路途。近期他修正了他的怎么看。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五二年，他连续发表了五部非常有风度的著作，总名叫《创作者与发现者∶美国作家史1800一1915》。他没把美国写成文化的荒原，却把它写成一个充满才气、个性和抱负的国家，前几卷最为成功，後几卷由於创作者与发现者名字太多，看上去过於杂乱。五部书里的珍闻轶事，其动人之处，有一点像艾萨克迪斯雷利的《文学猎奇》。末卷只写到一九一五年，辛辣的地方可以帮助大家知道何以詹姆斯法雷尔把布鲁克斯和麦克利什联在一块，说他们是吓得要命的市侩网盟。
综览全局，美国在诗和文学批评上，在历史与其他文学研究上的收获，让人十分惊叹。说到这里，刘易斯芒福德、哈里莱文、艾尔弗雷德卡律、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和另外一二十个人的名字，不禁涌上心头。大家讨论现代美国文学，可能过於偏重小说而忽略其他文学形式，而且大家总是从小说和简短小说里得出一般性的结论，仿佛所有美国作品一概都是暴力、过了活泼和缺少才智的。其实，不论是哪个，只须涉猎一下很多有才能的美国人在其他方面的著作，就能发现，美国文学有非常大一部分恰恰与此相反，是含蓄的、精致的、成熟的。